1、一封辗转送出的家信
1942年2月初，在重庆的军统总部，戴笠交给王安之一个任务：起草一封家信。
信由王安之起草，却不由他落款。因为收信人与他非亲非故。
两个月前，王安之在重庆接任了军统上海实验区区长。人在重庆，当上海的官，这也是国土沦丧时的没办法。让他起草这封信，因为收信人经常住在上海，算是在他管的地面上。
去年底珍珠港事件后，戴笠在军统内部反复说：“太平洋大战爆发后，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，对于南京、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，正好利用时机，进行‘策反’，并可利用汉奸家属，作为‘策反’汉奸的门路。”
这封信，就是戴笠所说的一条策反门路。策反对象，是周佛海。
策反此人，戴笠有些底数。
周佛海虽然是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，但是，他和汪精卫、陈公博有派系之别。汪、陈是改组派，一贯反蒋。周佛海是CC系，本属蒋系人马。虽然上了汪精卫的贼船，CC系的标签却撕不干净。
还有，周佛海有孝子之名。对付这个孝子，戴笠的牌已经上听了。
1940年9月，戴笠派唐生明去上海“投靠”汪精卫。国民党上层圈子人人皆知，唐生明的胞兄唐生智有拥兵反蒋的历史，唐生明又是富家公子作派，好享受，广交友，不讲党派，八面玲珑。他要是说自己受不了大后方的苦日子，着迷上海滩的灯红酒绿，跑去和汪伪混生活，不会招人怀疑。
唐生明到了上海，果然很快得到日伪信任，挂了一堆头衔，权虽不重，位却甚高，在汪伪内部和周佛海等一帮老熟人打得火热。有一天私下闲聊，周佛海问他，如今从湖南到上海的最佳路线怎么走。周佛海打算派人去湖南老家，把母亲、妹妹和岳父母接到上海来。
唐生明转身就用秘密电台报告了戴笠。
戴笠一下子让提醒了。整天千头万绪，怎么把这张好牌忘脑后了。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点头后，1941年5月派人到湖南，在湘潭和沅陵找到周佛海母亲等一众亲属，押上车，一路西行到贵州，送进了息烽集中营。
周佛海大节糊涂，这种小事上倒是挺明白。得到母亲失踪的消息，心知肚明是军统干的，但是记者采访时，他话说得很场面：“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所为，一定是地方无知者干的，相信不久即可脱险。”
周佛海懂事就好。戴笠觉得这张牌可以打了。
王安之的信就用周佛海母亲的口气，说自己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，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，以慰余年。最后，还卖弄了四句诗：“忠奸不两立，生死莫相违；知否渝中母，倚闾望子归。”
信由戴笠批准后，送到息烽让周佛海母亲过目，由其岳父誊抄，然后备了公文，从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，再转到上海的军统沪二区，派人送到了湖南路的周佛海公馆。
信里另附了一页纸，约定如有回信，可在三天内送到指定地点，转往重庆。
戴笠等着胡牌了。
但是，周佛海没有回信。
2、南京来人走进重庆的军统联络处
一年后。
1943年3月中旬，位于重庆漱庐的军统对外联络处走进一个人，说自己叫程克祥，从南京来，有重要公事向军统长官报告。
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让王安之出面接待。程克祥说，在下是军统南京区的，南京沦陷后被汪伪特务机关76号逮捕，数月后经周佛海保释出狱。此次辗转到重庆，是受托来送周佛海的一封信。
军统成员多是黄埔和浙江警校出身，毛人凤和王安之都没有听说过程克祥此人。他们到人事室查阅了人员卡片，核对了照片，还真是，确有这么个人。
原来，程克祥是走另一条路进的军统。他是上海大学毕业的，后来在日本人开办的间谍学校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干了几年，和日本人有些交往。
8·13淞沪抗战爆发后，程克祥由章乃器介绍给了戴笠，戴笠吸收他到军统南京区，利用和日本人的关系搜集情报。程克祥到南京后，设法与周佛海搭上关系，担任了汪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的总务处处长。他一直和戴笠单线联系。
1941年冬，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被捕落水，程克祥受连累，被抓进了76号。
周佛海收到母亲来信有些日子了，他明白这是军统作的文章。他认为这一笔交易，既然是交易，就要看时机，就要算盈亏。他还要看一看。
一年过去，眼看日本人的战场前景一天不如一天，得重新押注了。
程克祥被抓的事，周佛海当时就听说了，他这才知道自己这位手下是军统的潜伏人员。
卧底暴露，并不都是死路一条。这要看你在对方眼里是张什么牌。
在周佛海眼里，程克祥这张军统的牌，现在成了一张自己能用的牌。军统把他的母亲当成门路，他也可以把程克祥当成门路。
他决定要用这张牌。
程克祥关在李士群的76号。李士群名义上是周佛海的部属，实际上却是他的死对头，两人明争暗斗，不可开交。
要让李士群放人，不是他一句话就可以的。周佛海还是各种运作，把程克祥保释了出来。
1943年2 月，周佛海把程克祥叫到家里，要他跑一趟重庆，送一封亲笔信给戴笠。
周佛海说：我和雨农兄也是好朋友，请代我转告雨农兄，感谢他对我母亲和岳父的照顾与保护，今后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只要我力之所及，我会尽力而为。……我这次离开重庆，最大的错误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。我是委员长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请雨农兄代我向委员长请罪，只要委员长有所指示，我仍然奉命行事。
周佛海这语气，这股亲密劲儿，好像根本就没有汉奸这回事，好像这几年就是和家里兄弟闹了点意气……
王安之从程克祥手中接过周佛海的信，信很不正式，就是日记本撕下的一页纸，用毛笔行楷写了几句话，大意是悔悟前非，愿意立功赎罪，听候驱策。
戴笠接到报告后，让王安之通知息烽，优待一下周佛海的母亲。他料到程克祥肯定要受托去看周母。
两天后，程克祥果然提出，要去探望周母。他探望回来后，对王安之说：“周母生活很好，天天在吃白木耳呢。”王安之听了，心里暗笑。
王安之把周佛海的来信签报戴笠，好几天没有发下，他着急，跑到曾家岩的戴公馆机要室打听，才知道戴笠去报告蒋介石了。戴笠没有走公文，是拿着原信去当面报告，听取口谕。
王安之觉得自己又长进了。办这种事情，当然要找大老板背书，当然不能留下文字痕迹。
得到蒋介石首肯后，戴笠通知毛人风和王安之，招待程克祥在曾家岩晚餐。戴笠对程克祥说：“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，领袖（指蒋介石）对他是可以宽大的。现在你仍回南京，担任南京区长，我这里派文书、译电、报务员各一人，随带报机密本，跟你同去。先在南京建立电台，与重庆通报，然后将周佛海情形，随时报告。”
程克祥问：“周佛海自己表示，愿意立功赎罪，那么我去之后，应注意哪些方面？”
戴笠的一通话，说得有些意思：“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，强迫沦陷区人民，将‘中央政府’的钞票一律调换储备券流通市面。同时，周佛海派出很多人，用调换下来的‘中央政府’钞票，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，这事我是知道的。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，因为‘中央政府’发行的钞票，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。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，‘政府’并不加以限制，亦不拒绝。此番你去南京，第一，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，到底储备得怎样，随时报告。照国际银行法规定，发行钞票，必须有六成以上的准备金。第二，要开展‘策反’工作。我们所说的策反，就是策动敌人反正。现在大势已很明白，南京方面那些人，如能及早悔悟，反正过来，‘政府’是宽大为怀的。这事你可相机进行。至于情报报道，那就不用我再说了。”
一个特务头子，策反大汉奸，重点不讲情报，不讲发展组织，不讲政治军事，却喋喋不休讲了一通“储备券”、“准备金”，这是什么药方？
程克祥没有再多问。他知道只要把话原原本本传回去，周佛海自然明白。
戴笠还要程克祥转告周佛海：周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，叫他不必挂念。这么煽情的话，周佛海听后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戴笠这话还真不是白说。几年后，周母病亡，戴笠借机也是把戏做足了。
3、周佛海的“立功赎罪”
周佛海听了程克祥的汇报，心领神会。戴笠讲了一通储备券，其实，要害就在六成储备金，他要拿这个来报效戴笠和蒋介石。
于是，周佛海拼命争来了上海市长的肥差。坐上这个位子，才能广进财源，积攒立功赎罪的资本。
同时，周佛海也“策反”了几个人投靠军统，传递了一些情报，接受了戴笠转达的一些军事任务。
周佛海还为戴笠办了一件大事：除掉李士群。
李士群投敌之初，戴笠对他还抱有一些幻想，试着建立联系。后来，李士群的76号杀了不少被捕的军统人员，戴笠死了心，打定主意要除掉他。
戴笠先问唐生明怎么下手为好。唐生明在上海混得很风光，各路消息都灵通。他深知李士群这几年越来越得意忘形，结怨甚多，与各路汉奸，与日本人都结下很深的矛盾。于是，他给戴笠出了上中下三策。
下策，由军统派人直接制裁。
中策，利用汉奸内部矛盾借刀杀人。
上策，利用日军与李士群的矛盾借刀杀人。这招如果得手，没有人敢找麻烦，没有后顾之忧。还可以给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一个教训，便于以后策反。
戴笠认可唐生明的分析，上策最佳。他决定，此事交给周佛海去办，唐生明不用掺和。
周佛海接到了戴笠下达的必杀令，附带上中下三条计策。
周佛海反复权衡，选定上策。
李士群长期跋扈，仗的是有靠山。现在，他的靠山没了，一贯支持他的日军特务头目晴气庆胤一年前调到了北平。如今在上海的日本警特头目都对李士群有了嫌弃，觉得这小子不服约束，折腾过头了。
周佛海先找了日本宪兵司令大森繁，又找了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适三，定下毒杀计。1943年9月6日，由冈村出面，以调解李士群和熊剑东的矛盾为名，请李士群赴宴。
熊剑东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和冈村同学，当时担任伪税警总团副团长。他和李士群的矛盾很尖锐，有一次险些让李士群派的刺客干掉。
冈村请客作和，名正言顺，李士群虽有疑心，却不能不去。席间，李士群尽管百般小心，结果还是栽到了最后的一道食物上。
关于李士群的具体死因，流行说法是吃了最后一道牛肉饼，里面下了阿米巴菌，要了李士群的命。
抗战初期担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陈恭澍考证了这件事，他在回忆录里给了另一种说法：
那天的“酒、菜都没有什么，有问题的是最后的一道甜点。有一本书上说是‘牛肉饼’，那是误传，不论西餐或日本料理，通常不会吃到最后还上一道牛肉饼的。”
“李士群吃下去的那份甜点是有毒的，其他的当然没有。当时（1943年9月）日本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、宪兵司令部’特高课长大冢清大佐（冈村的顶头主管），多年后在台北与笔者会面闲聊时，他谈到李士群吃下去的是一种化学毒剂，并不是细菌。据他了解是由日本‘多摩部队’（特种部队的代号）所属的‘玉部队’（生化部门的代号）所提供。”
周佛海投之以桃，戴笠报之以李。戴笠吩咐手下，对周母亲等人再优待一些。1945年3月，周佛海母亲患病，戴笠吩咐“用英国最新最贵之药医治”，并通过秘密电台告诉周佛海治疗过程和病情变化。又一次说了“周母即余母”的话，让周放心。6月25日，周母不治而亡，戴笠亲赴息烽为周母料理后事，替周佛海披麻戴孝代为守灵，还拍了照片，送到南京。
周佛海觉得，自己已经是戴笠的人了。
4、交易的最后平仓
日本投降，抗战胜利。大小汉奸惶惶不可终日。
周佛海却是另一番心境。他收到了重庆的电报，发表他为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”。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，听候“中央”接收。
戴笠的算盘很精明。日本人垮了，国民党势力远在西南，一时鞭长莫及。周佛海掌握着汪伪政权的一部分武装力量。戴笠要利用这部分力量，一方面防止汉奸作乱；一方面防止共产党新四军接收。
周佛海拿到令箭，立即召集人马，开始发号施令。他把回光返照当成了起死回生。
他或许不知道，戴笠当时拿出了一沓空白任命状，一口气填了一百多张，发给了各路汉奸。
接着，戴笠又给周佛海等一众汉奸吃了颗定心丸。
戴笠9月初从重庆飞到上海，成立了军统局上海办事处。转眼到了中秋节，戴笠通知策反过来的大小汉奸，到杜美路70号的办事处聚餐赏月。
周佛海和一众汉奸都兴冲冲地跑来了。
戴笠在席间讲了一通话：“八年抗战，现已胜利，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。从今天起，只要能立功赎罪，政府是宽大为怀、 既往不咎的……”
周佛海和在座的汉奸们听得满面春风，觉得赌注下对了。
戴笠则开始收割了。戴笠在中秋聚餐后的第三天，着手接收敌产。当年他委托程克祥给周佛海带过话，发行储备券要有六成准备金，这是周佛海多年搜刮财富的大头，包括黄金、白银、美钞、公债、股票证券等，戴笠一律纳入囊中。
钱抓到手后，戴笠开始抓人。聚餐后不过十天，戴笠下令逮捕汉奸。连续两个晚上，上海的两百多汉奸纷纷落网，包括那天晚上聚餐赏月的宾客。
戴笠没有给周佛海下逮捕令，反而体贴地对他说：“外面的人都在反对你们，现在为了你们的安全，上海不能住，我将你们送到重庆去。”这个“你们”，包括了其他几个大汉奸。
周佛海颇感欣慰，他服服帖帖地跟着军统特务到了重庆，住进了军统在磁器口丝厂的办事处。
他以为这就是平仓了，他以为和戴笠的交易还是有些赚头的。他不愿意相信，自己捅得窟窿太大，在交易中下得那点儿本钱，根本堵不住这么大的窟窿。
在社会各界一致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中。国民党也绷不住了。周佛海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他已经成了负资产，必须清算交割了。
1946年秋天，周佛海从重庆回到了南京，这次是被押解回来的，是为了接受审判。
在法庭上，周佛海自辩道：“我参加南京政府后半段的情节，是通谋敌国，图谋不利敌国……我更通谋了本国，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之事。我与中枢数年之中，即已取得直接联系。我的一切工作，也大都奉中央之命而行。”
最后，高等法院还是判了周佛海死刑。
戴笠自从把周佛海从南京弄到重庆后，再也没有露面。宣判之后，倒是CC系掌门人陈果夫、陈立夫出面了，两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，请求免周死刑。信中为周佛海摆功道：“惟周于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，全能依照第三战区预定计划……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为周密。胜利后更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产党之手。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，不无微功。”
同时，周佛海老婆杨淑慧通过陈布雷见到了蒋介石，撒泼求情。结果，蒋介石宣布了特赦周佛海的命令，将周佛海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。
但是，冥冥天命，周佛海难逃。在蒋介石的特赦令发布后不到一年，周佛海还是死了，死于心脏病复发，死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。
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，周佛海不知是否意识到，政治交易和商业投机是不一样的逻辑，商业讲的是盈亏，政治讲的是敌我。数量达不到质变的级别，性质是不会改变的。
手持一张功不抵罪、资不抵债的账单，等到交易清算的那一天，下场当然是不会好看的。
配资论坛线上,安徽股票配资,最可靠的股票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：股票杠杆网站 特拉维夫挨揍
- 下一篇：国内实盘交易成交额5658.61万元
